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央地协同,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供了新的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科学技术创新央地协同的重要意义,在生态环境领域构建协同新模式、探索协作新路径,为美丽中国建设凝聚起磅礴科技合力。
国家和地方的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区域创新中心等央地科研力量,是支撑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主体。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央地协同,有利于实现科研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效能,对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国家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新一轮科技改革格外的重视加强和构建新型制。党的二十大强调“健全新型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央地协同、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作为健全新型制的重要任务一体提出。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央地协同两者相辅相成,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可为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央地协同提供核心支撑,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央地协同则能够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与影响力,形成更完善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在生态环境领域,中央科研力量体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意志,服务国家生态环境保护重大需求;地方科研力量结合地域环境要素特征,解决当地环境治理特色难题。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央地协同,有利于将党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精神在生态环境领域落深、落实、落具体,促进理论和实践更好结合,让科学技术创新触及的问题更实、支撑的地域更广,形成创新合力,实现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研活动的系统性、复杂性逐步加强,多学科交叉、跨领域融合、信息化嵌入是显著标志。传统的单兵作战、小团队攻坚的科研范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复杂多变形势,亟须开展有组织科研,系统解决复杂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区域空间性、流域累积性的鲜明特征,改善空气质量要推动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的联防联治,提升水环境质量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综合治理,可以说,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央地协同,有利于打通区域、组织、学科、信息、技术五大壁垒,贯通技术流、信息流、人才流,形成科学统筹、上下联动、协同攻关的有组织科研范式,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从“切块式、片段化”向“协同式、整体性”转变,系统解决生态环境复杂巨系统面临的碎片化治理难题。
当前,地方生态环境科技机构资源不足、力量薄弱。在人员配备上,“小马拉大车”现象普遍,以全国31家省级环境科学院所为例,71%的单位不足200人,最小单位不足10人。在科研项目上,“资源不足和资源浪费”现象同时存在,缺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重大科学技术项目的同时,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竞争现象频发。在科技平台上,缺乏先进科研基础设施和数智化、国际化平台,科研成果难以支撑复杂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科技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地方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无论难易都进京“问诊”,或者仓促上阵、治理效率低下。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央地协同,有利于促进科技资源合理流动,推动中央科研院所通过人才交流、项目合作、设施共享、平台共建等方式,增强地方科研力量的“诊断”能力,让前者集中力量攻关“疑难杂症”,让后者“治疗常见疾病”,从而带动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科学技术创新效能的整体提升。
一项新技术从孕育诞生到推广应用是一个漫长且高风险的过程,需要经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概念验证、中试试验、工程放大、产业化应用等多个阶段,并且需要跨越“死亡之谷”、横渡“达尔文之海”。中央科研机构主要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公益性的基础研究,且决策流程长、风险偏好低,强于前端研发技术,成果转化率普遍偏低。地方科研机构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有敏锐的市场嗅觉、丰富的应用场景、灵活的激励机制,适宜将“好技术”转化为“好产品”。2023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39.6%,连续五年稳步提升,其中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51.3%,但高校、科研院所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依然不高。深化科学技术创新央地协同,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层次地融合,促进央地科研力量取长补短、扬长避短,让更多科技成果由“书架”走上“货架”,加速转化为现实新质生产力。
近年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以探索生态环境领域科技攻关新型制为总目标,以央地科创协同增效为工作方针,以引领带动全国环保科研力量为抓手,扎实建设三个国家级联合攻关中心、积极稳妥共建区域科学技术创新平台,不断凝聚美丽中国建设的科技向心力。
在生态环境部领导下,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为牵头单位,采用“1+X”科技攻关模式,成立了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水平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组织全国699家优势科研单位、1万余名科技工作人员,深入145个重点地级城市开展驻点科技帮扶,为地方“送科技、解难题,把脉问诊开药方”,提供技术方案、政策建议等3500余份。在京津冀,全面厘清了重污染成因与来源,构建了综合治理与监管技术体系,在区域经济稳步的增长约30%的情况下,有力支撑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下降43%,从“雾霾灰”转向“常态蓝”,破除人民群众“心肺之患”;在长江流域,支撑长江总磷总氮入海通量一下子就下降37%~59%,助力长江干流全线稳定达到Ⅱ类水质;在黄河流域,初步摸清了流域底数,构建了“增容—减污—降碳”成套关键技术体系,服务流域生态保护和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科技赋能“红船”起航地嘉兴南湖从“生态之殇”蝶变到“秀水泱泱”,长江支流洋水河从“牛奶河”蜕变成“清水河”;等等。
在“共建、共管、共享”的总体框架下, 以“谋改革、提动力、促创新”为基本方针,依托地方科研力量,差别化采用新办事业单位、依托共建、企业化运行的方式,建立了十个区域科学技术创新平台,为解决国家重大战略绿色发展高地的个性环境难题贡献方案和智慧。粤港澳生态环境科学中心谋划建设碳中和及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实验室、地球关键带(土壤)污染归趋与风险防控实验室等,支撑建设国际一流美丽湾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长江分院自主研发并量产销售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浮游藻类和着生藻类自动分析仪,支撑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海南分院重点开展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蓝碳等特色研究,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绿色发展。成都创新研究院开发重型车远程监控大数据应用模型、建立移动源环境管理科学数据中心,支撑移动源减排监管,助推成渝地区绿色崛起。
对标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基本建成美丽中国的目标任务,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创新央地协同还存在诸多桎梏。在科学技术创新上,凝练并提出“真”科学问题的能力还不足,“造新词、换马甲”后从头开始、反复研究的现象时有发生等;在协同机制上,科技资源统筹还不足,央地协同尚存堵点;在能力建设上,部分地方科研力量还不强,数据资源共享还不够、利用效率还不高。要加强政策指导,着力实现“四个协同”,持续强化央地科研机构间组织链接,逐步的提升地方科研机构研究实力,形成上下贯通、相互促进的全国生态环境科技“立体化、一盘棋”大格局。
以势交者,势尽则疏;以利合者,利尽则散。以共同价值观相交,则事业无往而不利。央地科研机构要增进共识,捏合成“一套价值观体系”。要从始至终坚持“四个面向”,树立家国情怀,心怀“国之大者”,积极投身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创新,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科学根基。牢牢把握“环保科技的人民性”,以服务国家生态环境管理科技需求、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生态环境问题为科研主攻方向,对接管理、掌握真需求,深入一线、发现真问题,脚踏实地、开展真研究,务实有效、提供真成果。中央科研力量原则上避免承接规模较小、重复性高、科技含量低的咨询类项目,在不与地方争利的同时,潜心开展基础研究,专心治理“疑难杂症”。地方科研力量发挥强链补链作用,在合作参与大项目、壮大自身力量的同时,做 “小而美”的应用研究,着力解决各具特色的地方环境问题。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发挥着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央地协同,制度先行。一要加强政策指引。国家及有关部门通过发布重大科学技术需求清单和重点科技项目指南,引导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资金共同支持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创新。优化运行机制,统筹经费投入,持续支持京津冀、长江、黄河等联合攻关中心建设,支撑解决国家重大战略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出台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央地协同的管理办法及其“负面清单”,鼓励国家、地方科研机构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创新合作模式,为协同创新明方向、设底线、划边框。二要明确事权划分。各科研力量地域不同、所有制不同,权责利划分各不相同。对于分支机构和创新研究院等的实体建设,要充分尊重差异性,制订工作细则,在科研任务共同申报、科研设备共用、成果共享、成本分摊、收益分配、利益冲突管理等方面打破制度壁垒,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三要做好人员激励。对于科研机构派出人员,要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出台支持性政策措施,保障其在职称评审、项目申报、岗位竞聘、绩效考核等方面的基本权益,鼓励他们在解决实际问题、转化科技成果为现实生产力等过程中获得更大收益,让担当者受益、有为者有位。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生态环境的不可分割性和关联要素的多元性,决定了单打独斗难以处理问题,协作共担方为治本之策。在任务征选上,完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科研立项机制,央地科研机构反复磋商、认真研判,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向生态环境科技主管部门建议科研项目,特别是要着力破解科研低水平重复的难题。在任务攻关上,既要面向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着重在新污染物治理、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健康等基础前沿领域,加强原始创新、协同创新;也要面向各地生态文明建设科技需求,着重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多污染物协同减排、生态保护和修复等方面,持续减污染存量、控排放增量、扩环境容量,解决地方独有环境难题。在能力建设上,互派科研骨干挂职交流,鼓励青年人才联合申请、一同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共建联合实验室、野外观测台站,开放共享尖端仪器和科研基础设施,加强在论文发表、专利申请、奖项申报、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协作,全面系统提升央地科研骨干的科研能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数据是五大生产要素之一,对劳动力、技术等其他要素资源具有乘数作用。然而,数据协同也是目前最难突破的壁垒。实现生态环境科研数据协同,要改革数据共享机制,建好“一张网”。一要收好“数”,对水文、气象、生态、环境等不同来源、不同结构的数据来进行净化、标准化处理,同时解决数据类型、度量单位等兼容性问题,确保数据有序、安全流转,提升数据的可靠性、一致性。二要建好“库”,整合各方数据资源,建立健全跨单位、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资源共享交换数据库和科学数据中心,探索数据开放共享、利益分享的模式和机制,破除科创“数据孤岛”、打破科研“信息壁垒”。三要用好“数”,融合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深化生态环境大数据、大模型应用研发,建立综合分析、科学研判的“智慧脑”,辅助科研人员实验设计优化、机理机制演绎等,助力现存技术迭代、未来技术发掘、跨界技术应用。